心理学家岳晓东:高考,是中国孩子创造力缺乏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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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父亲带着三岁的儿子在河边散步,儿子忽然指着天空中明亮的月亮问道:“那是一盏明灯吗?”

父亲回答说:“这不是光,而是月亮。”

但儿子仍然坚持认为月亮是一盏灯。

父亲觉得他的儿子很傻,但当他想到这件事时,他认为他的儿子没有错,因为月亮确实具有照明功能。在中文中,“明”这个词是日和月的总和!

想到月亮与光明之间关系的父亲是着名心理学家和香港城市大学副教授岳晓东。用他的话来说,在他儿子面前,他是一个“愚蠢的父亲”,这件小事引发他思考中国缺乏创造力的根源。

孩子们就像一个“问号”进入学校,当他们毕业时,他们就像一个“时期”

“思维规范化是扼杀中国人创新思维的首要因素。”岳晓东教授指出,“它具有固定的思维功能,权威的迷信和思维的惯性。这一切都可以说是当前'应试教育'的必然结果。”

如果只是入学制度本身的僵化,那么问题的关键在于高考录取是直接影响前进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落后的“接力棒”。

在高考的接力棒下,这种情况很常见:老师们正在忙着猜问题,学生们正忙着背诵,然后加强记忆进入心灵。就语言课而言,一些学校几乎以每天写一天甚至几天的节奏练习学生的写作能力。结果,学生们的论文充满了谎言,空谈和陈词滥调,甚至连自己国家的语言都无法准确使用。为什么?

“没有比高考更标准化的思考,”岳晓东教授说。 “所有知识获取都应该'表现紧张'而不是'完成时态',但高考的培训过程允许人们将所有知识视为完美时态,并鼓励孩子只关心'标准答案是什么' 。不关心“如何获得知识”。结果是学生的思维越来越趋同,他们的想象力越来越萎靡,他们的大脑充满了标准答案。 “

在深入了解西方教育之后,岳教授发现,西方教育与我们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从小学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批判性思维。例如,当中国人讲辛亥革命时,他们必须谈论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意义等。最后,他们要求学生将所有这些记录为流动帐户。当美国人谈到独立战争时,他们会要求学生进行小组研究并进行讨论。发生或不发生的原因,无论独立战争最终是否会发生都是一个问题。

“实际上,我是思维标准化的产物,”岳教授说。 “我不能看月亮的原因是因为我对月球的理解是高度学术和文学的:月亮就是地球。月亮,月球的直径在地球上是150,月球上还有一个可怜的女人。李商隐曾经写过诗,“你应该后悔长生不老药,蓝色的大海和夜晚的心.”这是一种典型的成人思维。缺乏孩子的直观愿景。“

岳教授笑着说,在“月亮与光明”事件发生后,他经常把儿子当成最好的创意老师。

学习往往使人们更加自信和积极。

许多教师和学生认为,中学甚至大学的学习是基础学习。已学习的知识现在不会被使用,将来会被使用。因此,没有必要强调学习和学习的结合。这实际上是对“学习和无用”的误解。

西方教育倡导以发现为基础的学习和体验式学习,使学生能够立即看到自己学习的结果。我们的东方教育主要是灌输学习和难忘的学习。它希望学生多年后体验它。这是很可悲去我自己的学习。

学习的最终目标是什么?这是一个好成绩,还是学习你所学到的知识?岳教授自己的亲身经历非常有启发性。

在哈佛大学学习期间,他发现一名大二学生在学习期间向日本杂志提交了一份关于他在哈佛的经历的手稿,并被一群“粉丝”所喜爱。结果,杂志邀请他去日本做演讲。这件事非常感动岳教授。 “在我24年的学生生活中,前22年的学习都是为了获得好成绩。我从没想过出售自己的东西,那个学生。在大二的时候,我会学会用它,而我现在就买吧!“

当岳教授在内地多所大学做学术报告时,他发现当他询问发表文章的人时,一些博士生没有举手。再问一次,当你计划发表你的第一篇文章时,有多少人说硕士论文已经发表然后发表。

这表明中国学生处于思维惯性之中,即“我现在的知识非常浅薄,我有任何发表文章的资格”或“我现在不知道如何发表文章,我怎样才能发表文章“相比之下,”着名心理学家皮亚杰伯爵在12岁时发表了一篇文章,我的导师在19岁时发表了一篇文章,我没有反应!“岳教授说。

皮亚杰(1896-1980),近代最着名的儿童心理学家

中国人对创造力的理解一直受到“非凡”观点的影响,这种观点将创造力与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和发明联系起来。它认为创造力是少数人才的特长,也是特殊能力的体现。在许多中国人看来,只有哥白尼才发现了太阳和地球的规律,并创造了日心说;巴斯德发现了狂犬病疫苗;达尔文发现了生物学的进化规律,并将进化论创造出来。

“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看待创造力,我们的普通人将永远无法谋生,因为我们几乎无法达到牛顿,爱迪生和爱因斯坦的标准。”岳教授说:“知识的激活是学习启蒙 - 当你不知道时,你的学习总是被动的,当你开始意识到,知识将变得活跃并更早地实现其价值。

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

心理学认为,趋同思维是基于逻辑思维,强调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试图形成对外部事物的各种理解模式,追求解决问题的唯一正确答案;而发散思维是基于形象思维的。它并没有强调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没有追求问题的唯一正确答案。它试图在同一个问题上有不同的思考,并提出不同的答案。

换句话说,趋同思维是逻辑思维,即演绎和归纳思维,而分歧思维则是想象,即形象思维。例如,在总体思维中,1加1只能等于2;但是发散思维中的1加1可以有各种答案,例如等于3(如夫妻结婚),等于1(两个人一起工作,扭成一根绳子),等于0(两个人在冲突中) ,相互拆解)。在汉语中,它也可以等于二,十,王和田,所有这些都是发散思维或想象的表现。

岳教授说:“融合思维和发散思维的同步发展可以使人们既有知识又有创新。不幸的是,在今天的教育体系中,趋同思维的发展往往以牺牲思维为代价。换句话说,进入学校后,由于他的逻辑思维能力不断提高,他的想象力也在下降。这种情况可以说是在高中阶段达到顶峰!它让学生如何简单地思考如何解决问题,如何拯救麻烦做了,已经形成了世界上所有事物的大量心理固定和功能固定。现在中国学生思维训练缺乏趋同思维和发散思维,不能使创新思维发展。“

岳教授在香港城市大学开设了创新和解决问题的课程。在课堂上,他经常与学生进行不同的思维活动,例如回答脑筋急转弯的问题,发现100种杯子的使用,以培养学生寻求不同思维,逆向思维和问题意识的能力在学生中很受欢迎。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想象力总结了世界上的一切,促进了进步,是知识进步的源泉。”岳教授认为,爱因斯坦的成功是因为他的发散思维和融合思维并行发展,相互补充,而不是像我们的教育体系那样互相排斥和冲突。

在这方面,他指出我们必须摆脱对创造性认识“非凡理论”的误解,大力倡导“琐碎理论”的观点,将创造力与日常生活的创新变化相结合,把创造力视为每个人和先天的能力需要不断发展和利用。事实上,创造力是多元化的,以生活为导向,在生活中无处不在。